任继愈
近半个世纪,《坛经》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兴趣,研究者遍及海内及欧亚地区,这一趋势与思想界关心禅宗的研究有关。“禅”这一专门用语,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禅宗研究的兴起又与国际哲学界关心直觉主义、神秘主义思潮相呼应。
禅宗这一宗派与中国隋唐佛教天台、华严、法相并列为四大宗派。中国佛教义理之学,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也只有这四个大的宗派。
影响深远的这四大宗派中,禅宗比其他三派更具有东方汉传佛教的民族特色。
禅宗的思想方法不重思辨推理的过程,而在直探本源的体认。禅不是从概念上引导信徒走向宗教境界,而是生活经验的升华心灵感受走向宗教境界。禅宗教人,更多用力于性情、人格的培养,也就是内心的自觉,而不大注重外在权威的灌输,借外在权威迫使鄙劣欲念消退。在这一点上,禅宗与净土宗存在最大的区别,与其他各宗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如果问禅宗教人解脱法门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自己解脱。如果自己不会解脱,不敢解脱,佛祖释迦牟尼对这种信徒也无能为力。自行解脱,要有方法,更要有自信心。禅宗教人,不允许信徒们问自己“我能办得到吗”,而是要人们坚定信心:“我一定办得到!”这种宗教信仰的决心、愿力,原始佛教本来也有。如佛教经典中经常讲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且不必追究新生的婴儿有没有生下来就会说话、会走路的本领,神话归神话。但是,我们可以承认佛教教人树立坚定的宗教信仰,不要受外界任何干扰。不论是社会习惯的束缚,还是最高权威的压力,都不能动摇自己的信心。禅宗对佛教教义中的这一点是吃透了的。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使得另外的许多宗派,即使不赞成禅宗的一些主张和教育方法,却不能不认同其在佛教中的地位。
禅宗从慧能创立南宗开始,即重视《金刚经》,慧能的老师弘忍传教,以《楞伽》、《金刚》并重,有所变革。可以说明,禅宗更着重般若空宗“以遮为表”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以否定表达其所肯定;以不明说表达其所要说;以无为启发其有为。这也是印度般若学派的一贯宗旨。禅宗自称“教外别传”,虽曰“别传”,它传的还是佛教的主要部分。中国隋唐以后,宗派林立,其他各派对这个土生土长、来历不明的宗派啧有烦言,却不敢轻视,因为它抓住了佛教精神的一部分。
禅宗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使它选择适合该宗派的传教方式。读禅宗典籍要符合禅宗思维方式,对禅宗和尚语录要与其他各宗派的著作也应有所区别。有的宗派特别注意语义明晰,心理描述,心情变化,遣词、翻译原著,必须字斟句酌。例如佛典旧译“观觉”,玄奘译为“寻伺”,意在区别心理活动的细微差异。这种认真的态度可取,也可贵,但对禅宗并不适用。
研究禅宗,要按禅宗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还要注意禅宗善于因材施教、因病投药的教学特点。同一问题,对不同提问者往往记录着不同的答复,有时相近,有时相反。
早期禅宗大师多见识高超而文化低下。我们看到唐人手抄的禅宗语录,错别字迭出,甚至文义不全。这种现象在其他宗派的手抄本中极少出现。这一事实,给禅宗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正因为如此,禅宗经典文献《坛经》才会产生众多版本,人们常见的即有十几种以上。近代学者用了差不多近百年的时间从事校勘、订正。大家力图向社会提供一个可信的版本,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努力值得尊重。
禅宗语录,从慧能开始,就提醒人们不要死抠字句,而要掌握他讲话的精神实质。这也是佛教涅架“四依”中的“依义不依语”的古训。禅宗原来的衣钵相传,应当是早期禅学没有广泛普及的情况。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削弱,天下分崩离析,这一学派不专事经典,直指心印。禅学弟子各凭师傅的传授,结合自己的理解,从事传教事业。不同的版本各呈异彩,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禅宗《坛经》有没有一个定本?不可能有。中原地区战乱不断,文献保存不易,敦煌地区相对安定,千佛洞保存的手抄本足以反映河西地区流传的《坛经》面貌。
《坛经》的校勘任务,不在于恢复《坛经》的本来面貌,因为本来面貌很难说。《坛经》作者慧能(惠能)就有两种写法并存。即使今天慧能复生,问他本人,名字如何写,慧能也回答不出,因为他不识字。我们当然不能断定两个“慧能”哪个正确。
是不是我们研究者就无所作为?也不是。我们应当根据禅宗思想体系,按照禅宗的思路,把《坛经》理顺。以禅宗方法整理《坛经》,尽量避免用汉学家、经学家的方法整理《坛经》,这是比较可行的办法。回头来看过去已出版的世上已流行的几种版本,最好避免用“篡改”等字样,尽量不相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标准本的《坛经》的假设。只能就现有的敦煌本《坛经》的错讹字句、明显错别字理顺。还要探索一下唐时民间流行的习惯语,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人名称谓,地区、地名,通盘考虑。当然,更重要的是按禅宗的思路来整理《坛经》。不要理顺了《坛经》的字句,却背离了禅宗思想。李、方二位的《坛经合校》本,应当看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的又一枝奇葩。这个版本还不能成为定本,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通顺可用的新版本,为有心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导游图。有了导游图,路还要自己走,判断、评论,还要作者自己拿主见。
(原载《敦煌坛经合校筒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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