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富法》聂云台著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解放前上海商会会长，学贯中西，他中年接触佛法，就很认真的学佛。使他的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后来他写了《保富法》，就是用佛学观点来说明怎样才能得到财富？怎样才能保住财富？他谈的完全是以他个人一生接触，亲眼看见的。他接触了两类人物，一类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一批做大官的人，另一类是上海显赫一时的大富豪。他就是抒发这种观点：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保富法》正文如下：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牵发而来的。我们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着、第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着跟着来。佛法明确说明了这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我把下棋拿来作比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止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均衡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均衡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