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不仅是我国着名的翻译家、旅行家和佛教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万里,所闻所履达.138国。其间历尽艰险,始终不屈不挠。特别是不为名利所动,坚决拒绝了印度国王和学人的一再恳留和百般阻挠,毅然东归,回到祖国弘扬佛法。回国后又婉拒了唐太宗劝其还俗出仕的主张,矢志不渝地献身佛教事业,成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鲁迅说他是“中国的脊梁”,梁启超则称他是“中国佛学界第一人”。现在,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玄奘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当时正在中国流行的各种佛教思想存在的一些矛盾,以便使佛教思想在中国更为流行。他通过多年来在各地参访学习,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所谓“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是,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以求佛理真传的信念’,决心西行去印度求法。因未得唐太宗批准,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就是偷渡出境。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决心赴印求法以解决佛教理论方面所出现的矛盾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其次,玄奘当年私自离开长安以后,一路上既有州官的留难与追捕,也有荒无人烟那八百里大沙漠的艰苦行程。但他毫无畏惧、退悔之心,而是勇往直前,最后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到达故高昌国时,受到高昌王的百般礼敬,并给予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挽留他长住高昌弘法,遭到玄奘拒绝后,甚至以遣送玄奘回长安相要挟。玄奘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表态,执意西行。高昌王无奈,只得与玄奘结为异姓兄弟,留玄奘在高昌讲《仁王护国经》一月后放行。从这一点看,玄奘的爱国意志是十分坚决的。
第三,玄奘于贞观二年(628年)春从高昌王城出发,到贞观五年(631年)十月初进入那烂陀寺为止,前后四年余,历经50余国,沿途除了弘法讲经,传播唐代佛教文化外,主要是向各国佛教学者学习大小乘佛典、因明、声明、梵文乃至婆罗门教典籍。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玄奘曾在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的巴尔克),与小乘佛教徒般若羯罗(慧性)共同探讨一切有部的《毗婆沙论》,又与佛教学者达摩羯罗(法性)、达摩毕利(法爱)相互研讨、交流佛教文化。旋于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阉那因陀罗寺,师事名僧僧称(或作僧胜),学习《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又与大乘佛教学者毗戍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呾逻多(最胜救)等共同讨论佛学,相互问难,前后达二年。后至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习《百论》、《广百论》以及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奥义书》等。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费罗兹布尔地方),住突舍萨那寺(乐受寺),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习《对法论》、《显宗论》等。在阉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之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学习《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勒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阉那鞠多学习《经部毗婆沙》。在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学习《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脑),从毗离耶犀纳学习《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等。贞观五年(631年),抵达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地方),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前后五年,系统地听戒贤讲了《瑜伽师地论》3遍,《顺正理论》1遍,《显扬圣教论》、《对法论》各1遍,因明、声明、《集量论》各2遍,《中论》、《百论》各3遍,同时兼学各种婆罗门书。最后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
贞观十年(636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历游五印,继续访师参学。在此期间,他在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停留二年,潜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请教说一切有部三藏及因明、声明等。旋至杖林山访谒胜军,随之研习《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无住涅檠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等,相互切磋质疑。二年后回到那烂陀寺,奉戒贤之命,为该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其后还撰述《会宗论》、《制恶见论》、《三身论》等。这表明玄奘此时已经学有所成。
从上可以看出,玄奘无论是在西行求法途中,还是到了那烂陀寺,以及后来的到处访师参学,都表明他在学习上的刻苦认真。他不仅大小乘经典都学,而且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的经典都学。这种为弘扬佛法而好学不倦的精神,完全来之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爱国主义精神又一方面的表现。
第四,玄奘在印度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获得巨大成功,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他参加五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回到祖国长安,时唐太宗见其学识渊博,有宰相之才,所以力劝其还俗出仕,共理天下。但是玄奘献身佛教,矢志不渝,故而婉言辞谢。不久,即组织译场,从事佛经的翻译。从此,玄奘“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常常“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文,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不仅如此,他在慈恩寺译经时,还要领导全寺僧众做法事,挤出时间教授弟子。每天晚饭后,玄奘总要抽出二个时辰(即4小时)为弟子讲演新译经论,解答弟子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入夜以后,在寺弟子100余人纷纷向他请教,他都耐心仔细地一一予以解答和指点。此外,他还常常抽空与寺中大德研讨西方至贤创立的各种理论,评述诸家异同,并关心各地来寺游学,的青年僧人。
正是在这种极端繁忙的情况下,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年)5月起,到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圆寂止,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此外,玄奘还应唐太宗之请,撰成了《大唐西域记》12卷。这部书详记唐帝国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至今仍是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不仅如此,他还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因明等乃至制石蜜(白砂糖和冰糖)技术传人中国。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玄奘一生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中,我们不禁联想起,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中国人民的一种传统美德,它历来受广大人民的尊敬和崇仰。如爱国主义者玄奘在西行求法回国时,经西域到达唐都长安,就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唐太宗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前往隆重迎接,并专门举行了盛大的仪式,由寺院僧众、皇室和民众共同护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其时,全城寺院僧众举着幡帐、幢盖、宝案、宝举,排列于路侧两旁,文武官僚和士庶也分立两边,沿途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人。数十里间,梵乐声声,香华缤纷,烟云缭绕,赞响彻天,竞相欢迎载誉自佛国归来的玄奘。又如玄奘圆寂,噩耗传出,皇帝震悼,僧俗悲惜。下葬之日,数百弟子哀号动地,京城道俗每天有上千人奔赴哭泣,500里内京邑及诸州官民前来送葬吊唁者多达100余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屈指可数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人,无论是信仰宗教还是不信仰宗教,只要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崇敬。
总之,我们今天缅怀玄奘,纪念玄奘,主要目的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玄奘为国为教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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