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教一致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中经隋唐，到宋朝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时代思潮。

儒家经过宋代、明代的发展，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它们在形成与发展中都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

道教也吸收了佛、儒二教的思想，金朝成立了带有明显的三教合一特色的全真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佛教中的主要派别，不仅加快了与儒、道二教的会通与融合，而且也提出自己的三教一致或三教合一的理论。

宋云门宗禅僧契嵩著《辅教编》进上宋仁宗，被敕准编入大藏经流通海内。其中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是说佛、儒和百家各派的创始人及其代表人物皆是圣人，他们的引导民众为善的宗旨是一样的，但在如何教导民众的方法上是有差别的，所以才有教派之分。

契嵩善于利用当时士大夫熟悉的心性和伦理概念来表述自己的主张，他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说，佛教可以“正心”，“兴善止恶”，以佛教的戒规和善恶说教来“教导世俗”，对朝廷及儒家名教所标榜的“仁恩礼义”，兴教化，致天下以太平，是有利而无害的。

在北宋末徽宗时担任过宰相的张商英(1043一l122)著《护法论》批评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等儒者对佛教的批评，也主张三教一致的思想，说在世上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的情况下，三教的学说是对治世病的药，但三者所治重点不同，并且优劣有异，“儒者使其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虽认为三教在教化民心，使人向善的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佛教更加优越，这主要是就佛教教人断除情欲，追求精神解脱来说的。又强调：“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

宋代临济宗名僧大慧宗杲(1089—l163年)也主张不可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绝然分开，表示“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戒恶，正人心术”，忠义孝道以及治人安国之术与佛教的宗旨并不矛盾。

在统治者之中，宋真宗写《崇释论》，说佛教与周孔荀孟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方面是“迹异而道同”的，并认为佛教的五戒完全符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规范。宋孝宗写《原道论》，主张“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此后到明代四大名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皆主张三教同源、一致或“一家”。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以儒解佛者有之，以佛解儒者有之，会通儒、佛者亦有之。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劝善书《感应篇》之类，无一不充斥着三教合一的内容。（信息来源：摘自《河北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