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的日益完善、人类基因图谱解码、战争工具不断升级、人机对话、克隆技术、试管婴儿……这些都在昭示着我们：人类生活将出现质的飞跃。当人们沉浸于“人定胜天”、“知识就是力量”、“征服自然”的成就之中时，追求道德完善、内心安宁的形而上价值观念仿佛不合时宜而遭冷落。世俗的功利价值观在快速膨胀。以国内而论，到处都有一股浮躁之风，社会矛盾与生态灾难正在聚集与提升，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已引起智者的忧虑。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在执政理念上及时作出调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2005年9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发出了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积极呼应和广泛好评。“和谐世界”理念提出，是我国对内建议“和谐社会”理论的延伸，其文化意蕴源于中华文化传统中“中”、“和”之精义。胡锦涛主席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这与发慈悲大愿，广度众生，祈求人世建立安乐无忧的净土世界的人间佛教殊途同归。因缘殊胜，弘扬佛法，利乐有情有了一个广阔的现实空间，四方佛子无不合十欢喜。现试从传统文化发展角度对和谐世界从心做起进行探讨，就教于同修。

我们知道，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孔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苏格拉底等哲人皆活跃于这一时期，他们各自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孔、孟的儒家思想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仅是一家之言，因为切合中华民族农耕经济形态的文明发展，至公元前140年被汉武帝定为独尊。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主流，数千年绵延不断。

然而从本质上讲，儒家思想属于调整人际关系的伦理哲学。疏于精神现象分析、缺乏逻辑推理与较高的抽象思维是其明显的缺陷，又由于地位独尊，其管理在汉代就演变成为繁琐考证，机械解读的经学。因此，汉末曹魏时代，中央集权松弛，失去权力庇护的儒家思想被道家思想冲得七零八落，名存实亡；一时中华民族失去了精神路标。佛教即因此机缘被民众选择而盛行于两晋，高僧大德，如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乘愿而来译经、传教、研习佛典成为朝野上下的学术风气。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来描述这一时期的佛教盛况。以“法界缘起”为核心的构建佛教信仰体系的哲学思想有着深邃的思辩智慧，在概念分析、逻辑思维及洞察宇宙、人生，反省人类理性等方面为中华文化注入了一股源头活水。

唐朝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恢宏气势推行文化多元化政策，儒、释、道并列于朝。而儒、道因自身缺陷，很难振作起来。佛教给东土带来了因明逻辑及“法界缘起”的宇宙本体论，其高度的抽象思维受到大批学人的趋捧。同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也不断向中国本土文化认同，创宗立派。这一时期出现的禅宗蜕变最彻底，已完全中国化了，胡适先生曾称之为“佛教革命”，成佛的顿悟法门与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思维方式吻合，佛性说与儒家的性善论融为一体，柳宗元为禅宗六祖慧能撰写的墓志铭就以“始自性善，终亦性善”加以评价，隋唐一代的哲学思想领域，佛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知识界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局面(宋·陈善《扪虱新话》)；“上而君王相公，下而儒老百氏，皆慕心向道”(《百丈清规》卷五)，人生价值观、自然价值观、审美价值观都出现了新的取向。

禅宗(南宗禅)受到中唐以后士大夫的欢迎，其原因之关键在于禅宗教义中的“直指本心”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顿悟”法门为士大夫提供了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原来唐朝经安史之乱破坏，乱象频出，社会现实变幻莫测。士大夫从原先那种发扬蹈厉，踌躇满志的状态一落千丈，失意之中伴随着一种焦灼、撕裂感。禅宗在解决能否成佛及如何成佛的精义及时地在精神领域抚慰人们的心灵，把人的情欲导向向内反省，使情欲转化为人生情操的自我修养动力，从而平息了向外追求的躁动，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链条。

事实上，禅宗“本心清净”、“业障”、“即心即佛”的教理与孟子的“睦善”、“后来染恶”、“求其放心”论本质相同，互为发明。宋以降，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和后起的工业文明冲击下，命途多舛，一波三折，这确实需要全民族唤发出浩然之正气，树立理想人格和道德自觉，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精神领域首先战胜敌人，化解压力。理学正是此时应运而生，程朱理学又称“心性之学”，号称“儒学复兴”，弥补了儒学疏于精神现象分析的缺陷，其方法是“援佛入儒”、“儒表佛里”。太虚大师在《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宋明以后之学者，皆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禅宗“操纵当时之思想界”。明代王阳明受教于禅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顿悟”法门的启迪，把理学发展为“心学”，认为“人生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咏良知》其一)，世称“阳明禅”。

纵观历史，宋以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民族灾难频繁，然而民族英雄志士仁人迭出，支撑着民族文化不至坠毁，佛教的哲学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总之，佛教“直指人心”的道德教化、心理慰藉、精神健康及稳定秩序的诸多功能在社会出现危机，人类陷入困境时益发彰显，难以替代。

当今世界已进入现代化，物质财富增长却带来了人心的混乱，高新技术无节制的使用引发生态灾难，人际关系日趋紧张，恐怖活动令人终日不安，社会的不和谐，世界的不和谐依然存在。深入探讨当今世界种种不和谐乱象，作祟魔障皆为“私利”二字。私者，自我也，利者，利益也。人与人的关系中以一己之“小我”为中心，社会生活中以所在团体的“中我”为行事准则，国与国之间以本国的“大我”称雄谋霸。执着于“我相”、“人相”，罔顾他人、他体，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世俗之人稍有眼光，皆可从宇宙永恒，人事无常的普世规律中看到满足自我欲望的财富、权势、美色、名声转瞬即逝，不能长久，可就是挣脱不出这个火坑泥塘。究其原因在于人内心的“贪、嗔、痴”三毒难以拔除。“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嗔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名为痴”(《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由此看来，要实现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物我和谐，必先抑制“贪、嗔、痴”，即从心开始，正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语)。

释迦牟尼佛以深心悲愿洞察众生之沉迷，悯人天之苦恼，转无上法轮，度一切有情，指导世人寻回自己内心之本性而加护持。当内心的“贪、嗔、痴”没有受到波动而外发时，本性秉赋是淡泊恬静空明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偏向发展的趋势，然而，外界色相时时都在刺激着人们内心“贪、嗔、痴”的外发。如果我们能以无畏的定力，保持内心情绪的平衡，使有节制，试问，世间有什么矛盾纷争不可消弥于无形呢?由于佛教的融入，中国数千年文化做尽了“心”的文章，以至有学者比较了中西文化之后，认为：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当今是物质至上的社会，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平和与修养，这种传统是好是坏?且勿遽下结论。让我们来重温哲人冯友兰在1921年说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吧：

“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与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们将来并不这样想，中国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

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找什么了。”

社会安宁、世界和谐，从心开始。

实现和谐世界，佛教有特殊的智慧。（信息来源：摘自《福建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