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立国近三百年，对其发展阶段的划分，可采用不同方式。从文学角度而言，唐诗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对唐诗的划分，通行的做法是分为初、盛、中、晚唐四个阶段，其中“盛唐”时期因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的存在，成为唐诗创作的黄金时代。

从文化角度而言，唐代是古代文化的强盛之世。因而，此处的“盛唐”文化，并非仅指李、杜生活时代的文化，而是借指整个大唐帝国，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初唐、盛唐)时期的文化成就。对于唐代文化的辉煌成就，我们就来进行粗略地盘点。

综合国力极其强大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经过多年的征战，李唐大大拓展了国家疆域。在极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葱岭以西的咸海、北至贝加尔湖以北、南至越南中部，全都纳入大唐的版图。在如此辽阔的舞台上，大唐帝国演绎了一幕幕的文化大剧。

立国之初，唐朝大力强化封建集权，其政治、法律、军事等制度，基本上继承了隋朝之制，同时也有所改进，使之更趋完备。例如，在“官制”建设上，唐代的宰相最初沿袭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行宰相之职。其后，以其他官职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行宰相事。

而尚书省的长官，如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称，则仅能处理一般事务，不能行使宰相权力。可见，宰相之职，在唐代的任用更为灵活。唐代制定了系统的品、爵、勋、阶制度，定官员为九品，又定散官之号(称为“散阶”)、九等爵位、勋级十二转(级)，从而使官职更为细化。

地方上的管理，除了设州、县官员之外，还设有节度使。节度使是大区道(贞观年间全国设十道、开元时为十五道)的长官，主管监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将军亦多称为节度使)。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则设有都护府(先后有安西、安东等六大都护府)，主管边防、行政和各族事务。

此外，军事上的“府兵制”、选拔人才的“科举制”等等，也都是在隋制之上加以完善推行。这些制度对于巩固政权、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唐朝主要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

均田制度规定:丁男(21岁)及十八岁以上的中男(16岁)，各受永业田(世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寡居妻妾各受分田三十亩、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受田四十亩。永业田可传子孙，不再收回;若有身死家贫无力葬埋者、迁往他乡居住者，可出卖口分田。

这一均田制度的推行，使无地的农民拥有了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的“租”为粟二石;“调”为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如无绢绵，则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每丁每年要服徭役二十天，如无徭役，则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替代，此为“庸”。租庸调法还规定，若遇灾年，可根据灾情减免征收。租庸调法制订的征收标准较为适当，特别是以“庸”代役办法的实施，使农民可有较多时间从事生产活动。

以上政策的推行，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由贞观迄天宝年间，是唐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全面兴盛的时期，积聚了十分强大的国力。对周边各国乃至遥远的南亚、西亚及日本等，都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感召与辐射作用。

文化环境开放多元

唐代是文化政策宽松开明的时代，当时推行的“三教并行”政策，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由于李唐皇室尊奉老子(李聃)为先祖，道教在唐朝始终被置于重要地位。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就前往终南山拜谒老子庙;太宗曾下诏在老子的出生地亳州修建老君庙;高宗亲赴亳州祭祀，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在京城开办崇玄学馆，招收学生专习《老子》，并且将《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改为经书(《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经》《通玄经》)，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行天下学习，进一步推动了崇道之风;中唐时期，道教继续发展，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

以至下诏灭佛以独尊道教;此后直至唐亡，道教一直盛行不衰。归结起来，唐王朝推崇道教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面对重视“门第”“郡望”的社会风气，先世为鲜卑族的李唐，借李聃(老子)来光大门楣，与中原士族阀阅之家比肩;二是利用道教，限制甚至打压佛教(如武宗灭佛，即因崇道而起)。

三是通过道教美化、神化君权，以利于行政和巩固政权。当然，道教的盛行，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教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表现之一:大量翻译佛教典籍。佛典的翻译，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展开。

但当时担任译经者多是梵僧，由于梵汉语言的隔障，以及对中土文化习俗的不甚了解，译文多为直译，经义难以尽晓。同时，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主要在佛寺僧人及贵族阶层传播，普通民众大都对其所知不多。唐朝专门成立了翻译佛典的机构，选择名僧主持翻译、译成汉文后再由梵僧求证于梵文经书、初稿交由国家委派精通文学的大臣润色文字，最后形成定稿刊行。

唐代翻译印行的佛经数量很大，其中贡献最大者是高僧玄奘和义静。他们两位都曾前往天竺取经，精通汉、梵语言与文化，因而所译经书量多质高。表现之二:佛教实现了中国化(本土化)。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由于“水土不服”，很长时间内发展不快、影响不太大。

南北朝虽然修造了成百上千座佛寺，梁武帝甚至几次“舍身入寺”，但并未真正解决佛教扎根社会(民众认知信奉)之问题。到了唐代，佛教逐步向各阶层开放，特别是禅宗六祖惠能“顿悟说”的提出，为所有人打开了成佛的大门。

至此，佛教成为真正的全民宗教，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崇佛佞佛变成涌动于唐代的社会潮流(武宗灭佛持续时间很短，武宗死后即得以恢复)。佛教的影响深入到唐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儒教(学)在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确立，源自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虽曾一度削弱于魏晋南北朝，但到了唐朝，又得以重新复兴。唐太宗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唐代帝王的心理:“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唐太宗还指定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诏命天下传习。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推动之下，儒家在唐代很快成为主流思想。儒家的命运，是与中央集权统治状况相伴随的，当中央集权统治力强大之时，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即可稳定牢固;当集权控制力弱化之时(南北朝、唐代“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地位就会动摇削弱。这种情况，在各个时代都曾出现过。

此外，拥有知识文化的文人士子，他们绝大多数真正崇奉的乃是儒学。在这些文士心中，儒学从来都是他们心中的神圣之教，其地位不可动摇、无可替代，唐代也不例外。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韩愈，极力宣扬儒家学说且获得响应，正是广大文士尊崇儒教的真实写照。

唐代不仅认同“三教并行”，而且不设文网，允许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对文人的创作也没有任何限制: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

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因此，文人们可以心情愉快地畅所欲言，创作出具有真思想、真性情、真特色的文艺作品。

此外，唐朝是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等等，都进入中土并被不同程度地接受。唐朝的都城长安，在公元六至八世纪，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都市。

朝廷负责接待工作的鸿胪寺，先后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大多组成颇具规模的使团而来，真心诚意地朝拜“天可汗”，观览大唐盛景，学习治国经验。在国子监和太学，接纳了三万余人的外国留学生，其中以日本学生最多。

民间的中外交流也十分频繁，京城开设着外商经营的酒店、珠宝店，东南沿海的大船、西北方面的驼队运送着各色商品，中外僧人相互传递交流解经释义的体会。此时的大唐文化，颇具“世界性文化”特征。

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大唐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同时也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特质(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制度等)，实现了很好的融合。凡此种种，共同构建了大唐开放多元的良好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