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园戒幢律寺积极致力于佛教教育和弘法活动的开展，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好评。而“三宝楼”的兴建，将进一步推动西园寺乃至整个佛教事业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筹备工作，“三宝楼”奠基典礼将于2002年6月2日举行。值此盛事，《人世间》杂志特约记者宗舜法师带着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对西园寺方丈普仁大和尚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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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从“戒幢佛学教育网”和“戒幢律寺三宝楼兴建工程缘起”等一些资料上，大家对“三宝楼”兴建工程已有初步了解，但对其中的很多细节还不够清楚，比如“三宝楼”的用途，以及它的文化、宗教内涵等等。　　普仁法师：我们西园寺有个传统，是做了再说，而不是先说后做，因而前期的宣传工作开展得比较少。但三宝楼的兴建是千秋大业，非一地一寺之力所能承担，所以，我们今后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本刊记者：“三宝楼”建设方案的前身，是藏经楼的扩建方案。当初为什么决定对藏经楼进行扩建？ 　　普仁法师：西园寺创建于元代至元年间，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现存的主体建筑主要以明清建筑为主。“文革”期间，为使寺院免遭厄运，方丈明开法师以舍身护寺的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一方面亲率僧众日夜巡逻，一方面多方奔走呼吁，抢救文物，保护寺院，使西园寺成为苏州唯一没受到严重破坏、基本保持原貌的寺院。　　西园寺现在珍藏了六万多册古版经书，仅善本书就有二万多册，还有字画、铜器、瓷器等珍贵文物。这些藏品，被专家称为“冠绝东南、载誉全国”。有这么多法宝和文物，妥善保管也是一件大事。为解决这些珍宝的收藏问题，前任方丈安上法师决定兴建藏经楼。最初的设计方案，是占地面积六百多平方米的单体建筑，主要是为了存放古版书籍和文物。

　　本刊记者：这一方案和现在的“三宝楼”相比，规模要小很多。　　普仁法师：不仅规模小，而且功能单一，只能解决“藏”的问题，实用性太差。我常讲，传统建筑主要用来看的。比如西园寺虽然占地百余亩，现有建筑面积15,800多平方米，可大多是一层楼，现在要住一百个出家人都嫌拥挤。因为西园寺是园林风格的建筑，讲究造园艺术，曲径通幽，疏密有致。但可看的地方多了，可用的面积就少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建设方案，必须兼顾观赏性和实用性两方面。 　　本刊记者：听说香港天坛大佛艺术总监、志莲净苑的宏勋法师看到过去的藏经楼方案，第一句话就是：西园寺后面这块土地太珍贵了，如果不合理规划使用，是对资源的浪费。　　普仁法师：的确是这样。近几年来，我们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共拆迁居民220多户，还有煤球厂、煤气变压站等，回收民居占用土地8,000平方米，加上寺内旧有空地，总计15,000平方米。动迁工程从1998年到2001年，前后持续三年多，拆迁费高达2100余万元。从西园寺的地理位置看，这块土地已在马路的边缘，以后无论投资多少，也不可能征得哪怕一平方米的土地。所以，合理规划好这么宝贵的土地，是关系到西园寺未来发展的大事！而且，把三宝楼建好，也可以为历史名城苏州培植靓丽景点作贡献。

　　本刊记者：旧的扩建方案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或者说，代表着西园寺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发展方向。　　普仁法师：这是由当时的现状决定的，那时西园寺住众不多。不过，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西园寺就有计划地购买了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佛学研究著作，前后共投资300多万元。不仅为后来的发展作了充分准备，也为今天的办学奠定了良好基础。自研究所创办以来，西园寺的事业才逐步展开，现已有住众近百人。所以，当时的藏经楼扩建方案，虽很有超前意识，但还是跟不上西园寺的发展速度。

　　本刊记者：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西园寺能够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还是在安上法师提出“三风建设”之后。安上法师在遗嘱中，将西园寺多年的发展概括为“道风、学风、家风”。

这一提法不仅高度概括，而且非常具体。　　普仁法师：在我看来，“三风建设”不仅是总结，更是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安上法师是我的老师，我亲近他前后18年，对于老人家的思想，应该是体会很深的。我觉得，“三风建设”的提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让西园寺的发展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即重视道风建设、重视文化建设、重视人才培养。可惜，安上法师提出“三风建设”之时，因为身体原因，已无法提出更具体的操作方案，这是西园寺的一大损失。

　　本刊记者：后来，您又将“三风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坚持一个原则、强化二项实践、培养三类人才”的“一二三育人工程”，也就是坚持“以戒为师”的基本原则，强化学、修二项实践，培养修行、管理、弘法三类人才。听说赵朴老对西园寺的发展方向极为赞赏，还有“西园模式”的提法，是这样吗？　　普仁法师：朴老所说的“西园模式”，是对我们极大的鞭策！“三风建设”是总的原则，还必须有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一二三育人工程”的提出，就是对“三风建设”的具体化，强调“从律仪生活中培养僧人形象，从禅定修行中增强信心道念，从闻思经教中树立正知正见”，其根本目的是造就新世纪的佛教人才。这一思路也完全符合朴老和中佛协提出的“六字方针”和“五种建设”。现在，我们考虑问题的重点就是：如何把工作搞上去，将朴老提出的“西园模式”赋予更充实的内涵。我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协助安上法师负责苏州市佛协和西园寺的日常工作，深切体会到人才在佛教弘扬中的重要性。朴老曾经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实在是高瞻远瞩。西园寺在有了明确定位后，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人才培养上。

　　本刊记者：“戒幢佛学研究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吗？　　普仁法师：办学是培养人才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大家已达成共识。当时考虑到江苏省已有中国佛学院的两所分院，再办佛学院，势必造成重复建设。在安上法师的领导下，我们决定直接创办一所培养佛教高级人才的研究所。这一想法不仅得到了教界一些法师的赞同，学界的很多教授专家，对此也是大加赞赏。受安上法师委托，济群法师组织了教内外一大批法师、学者来西园寺共商发展大计。研究所现在的办学思路，就是当时的基本想法。

　　本刊记者：在济群法师撰写的研究所发展计划中，提出“以造就僧才、研究佛学、弘扬佛法三大任务为使命”。这“三大任务”，可谓把准了佛教界人才缺乏的脉搏！　　普仁法师：济群法师的“三大任务”，就是培养“三类人才”的理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96年，研究所经省佛协批准开始试办，至今已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成果。

　　本刊记者：据了解，外界对研究所的评价很高，并总结了四个“一流”：学习环境一流、寺院藏书一流、教学条件一流、教师队伍一流。　　普仁法师：这是大家对我们的鼓励。不过，西园寺的有些条件确实是得天独厚的。比如环境，有这么大这么美的花园，就不是现在容易办到的。还有藏书，从事佛学研究，如果没有资料是很难开展起来的。我从1986年担任苏州市佛协总会计和西园寺会计开始，每周一有空就跑书店看书购书，并常去外文书店，委托他们购进台湾、香港出版的佛学著作。图书馆的近三万册新书就是这样长期积累起来的。现在我们收藏有《高丽藏》、《碛砂藏》、《嘉兴藏》、《乾隆藏》、《大正藏》等近二十部深具典藏、研究价值的大藏经原本及影印本；海内外出版的重要内典及人文社科领域的最新图书；数十种期刊和大量音像资料。在收集佛学经典的同时，还收藏有《二十五史》、《四部备要》、《册府元龟》、《全唐文》、《中国通史》、《道藏》、及《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等传统文史哲典籍。随着近年来敦煌学的兴起，为满足研究需要，特购置了《敦煌宝藏》、《俄藏黑水城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江藏敦煌文献》等大型书籍多部。仅敦煌文献一项，价值即达三十万元。去年，我们又投资近二十万元，将图书馆装修一新，现在图书馆总面积已经达到800多平方米，全寺共有四个藏书处。

　　本刊记者：在国外，评价一个大学要看三个指标：教学设施、图书馆、教授。哪一方面不完善，就不是一所好的大学。是否请您再介绍一下研究所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果？　　普仁法师：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们在聘请教师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为此，我们邀请了在教界颇具影响的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济群法师担任所长，并邀请香港大学副教授的净因法师、北京大学副教授湛如法师出任研究所副所长。同时，还邀请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苏州大学潘桂明教授、上海社科院业露华教授等专家学者在研究所担任课程，以保证教学质量。 　　研究所的学习和研究氛围十分浓厚，图书馆是师生最喜欢去的地方。师生们在教学之余，还在《法音》、《内明》、《禅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敦煌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万字。去年，研究所还在岳麓书社出版了《戒幢佛学》第一卷，在教界和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今年，与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合作编撰的《俄藏敦煌文献叙录》，也开始启动。可以说，研究所继承了古德优良的“义学”传统。

　　本刊记者：研究所已在去年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的正式批文，这应该说这是对研究所教学成果的最好认可吧。 　　普仁法师：研究所从试办开始，就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朴老，1999年5月，他听取了我们有关办所情况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并在申办报告上批示：“赞同此一盛举！”这一批示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奖励。2001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多次来西园寺考察办所情况，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