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可以弘扬佛法吗？
发布时间：2024-10-01 05:01:25作者：大悲咒在线网 居士可以弘扬佛法吗？
佛教虽然向以出家比丘僧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人数远远超过出家众的广大在家居士，在实践和弘扬佛法上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在佛世，成千上万的在家佛弟子证得初、二、三果，维摩诘、善财童子等在家菩萨的智慧德行，都受到佛陀的称叹。后来印度出过罗阅示、胜军论师、长寿婆罗门等法将。汉传佛教史上，支谦、傅翕、萧衍、李通玄、庞蕴、耶律楚材、胤祯等居士，或以大力护法，或翻译著述，或明心见性，或被视为菩萨化身，功业昭著，彪炳史册。藏传佛教史上的仲敦巴、卓弥译师、玛尔巴、米拉日巴、玛基洛准等得大成就的祖师，亦为白衣居士，其中米拉日巴，被公认为即身成佛的典范。南北朝至唐宋间，中国曾出现过义邑、法社、香火社、十地采等居士团体。明清以来，随僧伽佛教之衰落，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有逐渐上升之势。及至近现代，居士佛教的勃兴，成为佛教复兴运动中极为显眼的现象。上海与南京，为全国居士运动的中心，许多重大的佛教事件在这两地发生，杨仁山、欧阳渐、吕澄、屈映光、范古农、高鹤年、丁福保、王一亭、王季同、蒋维乔、江味农、简玉阶、方子藩、郭元兴等近现代著名居士，或籍隶江苏，或主要活动于南京、上海两地。
（一）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启动者和主力军。
清末，衰迈至极的中国佛教，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撞和太平天国等的破坏下，满目疮痍，凋零不堪。乃有大心志士，怀著满腔拯世救国的热忱，应时势人心之需要，奋起振宗兴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启动者、奠基者，当推杨仁山居士。无独有偶，与杨仁山居士复兴中国佛教相呼应，奋起复兴印度佛教的元勋，也是两位白衣居士——斯里兰卡人达磨波罗(1864—1933）与印度人安培多格尔(1893—1958），前者曾来上海与杨仁山居士会晤，得到杨仁山居士的赞助。
杨仁山居士是当时曾考察西欧、具有世界眼光和科技知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自25岁学佛起，立志在全球振兴佛教，全身心投入弘法事业，四十余年奋斗不息。欧阳渐总结其业绩为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塑学画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技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杨仁山居士传》）其振兴佛教的举措，主要在刊印经籍、重兴义学、办学培育佛教人才三大方面。杨仁山于1866年创立的金陵刻经处，至今已有130余年历史，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出版机构，又是一集印经、流通、研究、讲经、修学于一体的居士道场。在杨仁山居士亲自主持的40余年间，该处共刻印经典两千余卷，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其所刻经书校勘标点之严谨精细，至今犹为学界称叹。杨仁山居士针对禅宗流弊，力倡研习经论，诸宗并弘，尤提倡通彻唯识、因明，开一代研究佛教义理之风。他的佛学思想弘广圆融，教宗贤首，行归净土，所著《等不等观杂录》等，见地真正，深彻法源。杨仁山居士以办学育才为振兴佛教的关键，呼吁开办释氏学堂，并于1907年在刻经处开设‘祗洹精舍’，自编课本，培养通达佛学和中西文字的僧俗人才二十余位。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将太虚大师，即为祗洹精舍的学员。栖云、仁山、了悟等现代名僧，亦曾就学于祗洹精舍。先后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学者，还有欧阳渐、梅光羲、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蒯若木、黎端甫、孙少侯、李澹缘、高鹤年、章太炎、谢无量等人，其中颇多政界、学界、教界的一流英才。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杨仁山开创的佛教文教事业，由欧阳渐、吕澄等继承发扬，继续校刻经典，研究义学。欧阳竟无于1914年在金陵刻经处设立研究部，招收学员，研习佛学。1922年，经过数年筹备的‘支那内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欧阳渐任院长。这是一所由居士主持的高级佛学院，设学问、研究、法相大学三部，学风颇为严谨。该院开办30年间，先后培育僧俗学人数百人，著名学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景昌极、缪凤林、黄忏华、田光烈等，皆出‘内院’，梁启超亦曾赴内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内院辑印的《藏要》，选择精当，校刊严谨。欧阳渐著述《竟无内外集》精深宏博，为现代佛学名著。其弟子和得力助手吕澄，精通梵、巴、藏、英、日多种文字，其研究范围广罗印、汉、藏诸系佛学，著述等身，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为现代佛学研究的巨匠。
除杨、欧、吕师徒三代之外，近现代投身佛教文教事业、大兴义学的居士还有不少。如维新派名士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举荐、资助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与叶恭绰居士等发起影印《碛砂藏》流通，有佛学论著《平等阁日记》等传世。江味农(1872—1938）与蒋维乔、徐蔚如等创立北京刻经处，校订敦煌卷子中的古写本佛经，讲经论于上海，其《金刚经讲义》至今仍流通于教界。徐蔚如又创立天津刻经处，校刻经典近二千卷。丁福保(1874—1952）在上海创医学书局兼印佛教书籍数十种，畅行国内，其所编《佛学大辞典》苞罗宏富，多次再版，至今仍为国内最畅行的佛学工具书。范古农(1881—1951）多年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佛学月报》主笔，编辑《海潮音文库》、《佛学百科丛书》，影印宋版藏经，常讲经说法，其《古农佛学答问》等著述，影响颇大。韩清净在北京组建法相研究会、三时学会，率众精研唯识学，学风谨严，著述宏富，与内院欧阳渐并称唯识学两大家，有‘南欧北韩’之称。其弟子周叔迦(1899—1970）在北京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中国佛学研究会，培育人才，研究佛学，编刊《微妙声》、《佛学月刊》等，先后执教于北京多所大学，讲授佛学，有《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传世。此外，精究佛学、以文字弘法的居士阵容甚为壮大，著名者有梅光羲、桂伯华、谢无量、蒋维乔、黄忏华、李证刚、刘洙源、唐大圆、史一如、高观如、顾净缘、朱芾煌、朱镜宙、王弘愿、王恩洋、王季同、尢智表、李圆净、贾题韬、郭元兴、南怀瑾、张澄基等数十百人，其佛学著述的数量和质量，及社会影响之广，均不在比丘僧法师辈之下。李证刚、周叔迦、蒋维乔、景昌极、缪凤林、熊十力、虞愚等以学者身份讲佛学于学术界与高校，使佛学在知识界蔚为显学，在社会思想文化园地里大放异彩。王季同、尢智表、王守益等以科学家身份弘扬佛法，融通佛学与科学，影响不小。
近现代居士中，有不少军政界显要人物，如熊希龄、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徐世昌、程德全、林森、戴传贤、居正、吴忠信、屈映光、叶恭绰、靳云鹏、陈元白、蒋作宾、李根源、赵恒惕、唐继尧、李子宽、陈铭枢、胡瑞霖、王柏龄、朱子桥、施省之等，皆皈依佛教，热心护法。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居士，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以其职权政望保护寺产，后来被聘为支那内学院院董，与梁启超、蔡孓民等联名呈请中央政府，拨助基金十万元。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好佛茹素，与太虚等发起兴建南京中山陵前藏经楼，影印龙藏十五部，并敕令有关部门保护栖霞寺产，制止庙产兴学风潮。戴传贤学兼显密，有佛学论著多种，力论振兴中国必振兴佛教，主张改革宗教，革除朽腐，一生护持佛教甚力。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的程德全居士，于1922年面请徐世昌总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保护佛教权益。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居士，热心襄助欧阳竟无办支那内学院、谛闲法师建观宗学社、倓虚法师建青岛湛山寺，于上海成立法宝图书馆，发起影印续藏、碛砂藏以及《宋藏遗珍》。曾任桂军司令的陈元白、任至内政部长的蒋作宾及历任湖北财政厅长等职的李子宽等居士，热心护持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出力不少。历任云南副司令、陕西省长、云南监察使的李根源，受虚云和尚影响而信向佛教，有修葺玄奘墓塔、重修南华禅寺、邀请太虚大师重整鸡足山佛教等护法举措。曾任江苏省建设厅长、皈依印光大师的王柏龄，护持佛教不遗余力，对振兴扬州佛教贡献尤巨。历任浙江都督、山东省长、内务总长等高官的老光复会员屈映光，及任广东省主席、行政院代院长等职的陈铭枢，一密一禅，积极护法，后者建国后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为《现代佛学》杂志社和中国佛教协会的重要发起人。朱子桥居士在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期间，协助倓虚法师建寺办学，振兴东北佛教，抗战中在陕西放赈时，重修塔寺，兴办佛学讲习所、慈恩学院，影印《碛砂藏》、《赵城藏》，于振兴西北佛教贡献巨大。近现代名居士中，如梅光羲、黄涵之、蒋维乔、江谦、谢健等，也皆曾身居显要。
近现代居士中，还有一批工商界人士，他们以雄厚资财资助佛教事业，为佛教复兴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武汉巨商王森甫、在上海经营药厂的玉慧观，皆皈依太虚大师，对大师在武汉、上海推进佛教事业捐资甚多。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王一亭、聂云台、冯梦华、方子藩、闻兰亭、简玉阶、简照南等，皆为佛教护法。王一亭为著名画家，历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一生对佛教及慈善事业捐资甚巨。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将其住宅南园(‘觉园’）捐给佛教，成为上海佛教净业社和上海佛教居士林的会址。
近现代广大居士不仅热心护持佛教、弘扬正法，而且多解行相应，精进修持戒定慧，尤以虔修净土法门者为多。如杨仁山居士日理众务，夜修禅观，念佛不辍，数十年如一日。夏莲居、黄念祖、顾净缘、屈映光、李炳南、王家其、吴润江、陈健民等居士在个人修证上的成就，为广大佛教徒所宗仰，多有论述修证的著作传世。夏莲居、黄念祖教禅净密兼通而力弘净土。顾净缘、王弘愿、冯达庵等弘扬东密，为传法阿阇黎53。屈映光、王家其、吴润江等虔修藏密，皆称上师。陈健民居士还弘法于美国，《曲肱斋全书》为现代密教学最重要的著作。蒋维乔居士多年精修禅观，其《因是子静坐法》等书，开以气功养生渠道推广佛法的先河。刘洙源居士晚年辞大学教职入山潜修，在观行方面卓有心得。袁焕仙、贾题韬、南怀瑾等参禅说禅，影响甚大。
近现代居士们还多积极投入慈善救济事业，在社会民众中具体实践菩萨道济世利人的精神，如王一亭多年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与人共同举办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难民收容所等，他每年数万元的书画收入都用于布施，被誉为国内头号慈善家。高鹤年居士多年经办义赈，曾多次亲赴徐淮、京津、湖南等地视察灾情，赈济灾民，有《名山游访记》传世。施省之曾创办北京中央医院以惠贫病，资助各学校。王一亭、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等抗战期间在上海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进行难民救济工作，获得社会好评。积极投入救济、公益事业，救助贫病苦难，造福社会，已成为近现代广大居士们共认的必尽之责，自觉参与者不计其数。
（二）星罗棋布的居士团体。
大大小小的居士团体纷纷涌现，遍布全国各地城镇，是近现代佛教运动中引人注目的新景象。霍姆斯 #8226;维慈(HolmesWelch）在其《中国佛教的复兴》第四章描述：‘民国时期居士组织层出不穷。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它们就像酵母中的气泡，产生又消失’，‘像上海、武汉、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佛教组织稳定而兴旺。’据1930年的一个统计报告，佛教组织在长江流域、广东、北方、东北便多达571个，其中多数完全由居士组织管理，尚未包括西北和西南等地。霍姆斯 #8226;维慈在其著作中指出：‘以居士为主体的地方佛教会，与僧人把持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及其分支有著明显差别：居士们入会是为了参加功德活动，而僧人则是为了保护庙产。’这一说法大概较为客观。近现代的居士团体，多数与古代的法社、香火社等性质相近，是以佛法修持(包括研究、讲经、礼诵、法会、参禅念佛、慈善事业等）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在家佛徒教团，实际上应看作实践大乘道的在家菩萨僧团。
近代最早的居士团体，是杨仁山居士于1910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立的‘佛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佛教义学为宗旨，由杨仁山居士定期主讲经论。此后，以会、社、居士林、精舍等命名的各种居士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如1918年，江谦居士在浙江婺源建‘佛光社’，率众同修净土。1920年，王森甫听太虚大师讲经后即席组织‘武汉佛教会’，后改组为‘佛教正信会’，入会者达数千人。1922年，吴璧华居士在永嘉成立‘莲池海会’，后来他又被推为‘杭州佛学会’会长。1930年，胡子笏等发起成立‘华北佛教居士林’于北平，该地的居士团体还有周叔迦等于1941年成立的‘中国佛学研究会’等。工商业者云集的上海，居士佛教最为活跃，先后成立的居士团体有‘上海佛教居士林’(1919）、‘上海省心莲社’(1930）、‘上海佛教净业社’(1922）、‘功德林佛学会’、‘真净莲社’、‘法明学会’(1935）、‘上海佛教青年会’(1946）等。天津、长沙、宁波、重庆、成都等各大都市，乃至偏远的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地，也都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居士团体。
目前国内恢复活动、较为活跃的居士团体还有北京佛教居士林、宁波佛教居士林等。在港台地区，居士佛教十分兴盛，居士团体甚多。台湾最大的居士组织‘中华佛教居士会’成立于1968年，下属47个分会，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香港的‘佛教法住学会’则以从学术文化立场推动佛教思想的现代化为主旨，经常开展佛教学术活动。
各地较大的居士团体如上海佛教居士林等，都有固定林址，林内一般设有佛殿、念佛堂、放生池、佛教图书馆、阅览室、法物流通处等，经常开展共修、讲经说法、研讨佛学、举行法会等佛事活动，多出版发行刊物，流通经书，并开展慈善救济事业，施医施药，救济贫病老弱。总之，是进行集体修持，共修菩萨道六度四摄。居士们从集体修持中可得互补互助之益，互相策励，交流心得，带动后进。居士团体还以集体力量投入较大的慈善救济、福利公益事业，开办医疗、养老、育幼等机构，并能以集体力量维护佛教权益，是一种有益于佛教和社会、甚便于有关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居士团体在组织制度、活动方式等方面，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近现代居士团体中，还有一类专属某一宗派，以研究和修学为主旨，如韩清净等在北京创立的‘法相研究会’(1921）、‘三时学会’(1927），范古农在上海创立的‘法相学社’(1947）等，专门研究、讲习法相唯识学。王弘愿在广州主持的‘解行精舍’，顾净缘在上海建立的‘瑜伽学会’、‘畏因同学会’等，专门弘传唐密。王骧陆在天津、上海等地所建‘印心精舍’，专门传修‘心中心’密法。王家其在昆明所建‘莲花精舍’，吴节持、伍海池等在长沙所建‘粤开佛教居士林’(1935），段祺瑞、汤住心、屈映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菩提学会’(1934）等，专门弘传藏密。袁焕仙、贾题韬等在成都建立的‘维摩精舍’(1943），专门参修、研究禅宗。在港台地区，此类居士团体为数甚多。
（三）僧俗关系的合理定位。
随著居士运动的勃兴，僧俗关系，成为近现代佛教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近现代居士的绝大多数，出于佛教以比丘僧为中心的传统，对僧尼尤其是戒行严谨、见地真正、有修有证的高僧相当尊重，一般都到寺庙里从僧人受皈戒，多拜某位所敬重的僧尼为师父，尽承事供养之责。各居士团体，多礼聘高僧为导师，常请法师讲经说法，传授皈戒，主持法会，并常护持寺院、供养僧众。
但是，出家众中的一些人，及一些在家居士，出于僧尊俗卑的传统观念，对居士佛教颇有看法，认为住持佛法乃比丘僧之职事，白衣弘法乃佛教衰亡之征兆，居士讲经说法、灌顶传法被认为不如法，僧尼问学、礼拜、供养大德居士，更被斥为有辱僧格之举。在居士界，有少数人出于对僧尼素质低劣的不满，反对僧尊俗卑，认为佛法应由居士住持弘扬，不必以僧尼为中心，被称为‘二宝居士’。僧俗矛盾，因而成为近现代佛教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曾经尖锐化，发生过内院与武昌佛学院的争斗，及王弘愿因灌顶传法被僧界群起而攻之等事件。
僧俗矛盾的存在和解决，终归基于对居士在佛教中应有地位及对僧尼队伍现状的认识。在僧人方面，对居士的不满主要在于居士群起弘法喧宾夺主，侵犯了传统的比丘尊严，认为白衣54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灌顶传法，僧尼绝不能师事、礼拜、供养居士。在居士方面，少数‘二宝居士’认为时届末法，僧尼伪滥，无僧可宝。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有一定依据而皆带片面性，需要宗依经论，考察现状，澄清误会，端正认识，对僧俗关系作出合理如法的定位。
无论从佛言祖语、佛法义理还是佛教现状看，白衣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灌顶传法，僧尼不能师事居士等观念，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甚而违背佛言祖意的偏见。
就近现代佛教史看，居士与僧尼共同住持正法，共成僧伽，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已是不容否认的现实。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由居士启动，居士们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充当著主力军的角色，乃有目共睹。在戒定慧修证、讲经说法、著书办刊、组团结社等方面，居士界法将如云，未必亚于僧尼。在维护佛教权益、进行社会救济方面，居士的作用更非僧尼所能替代。而佛教复兴的经济基础，无疑主要由从事生产经营的广大居士所提供。在今天仍持‘白衣只可护持佛法’等观念，未免偏面。居士佛教的兴盛，未必是佛教衰落的征象，而应看做大乘佛教真正振兴的标志。
强调居士佛教的重要性，只是清流正本、纠治偏弊之论，并非否定出家僧尼住持佛法的重要地位。就整个僧界来看，仍是高僧辈出，修行精进、愿力宏深者如云，具备福田资格者在僧尼中仍占多数。僧尼在佛教复兴运动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无僧可宝之见，显然十分偏谬。僧尼嫉慢居士，居士轻慢僧尼，都是以我慢烦恼为根，各应自知自省。僧俗二众犹如手足股肱，应互敬互重，共同肩负起住持佛法的重任。作为居士众，尤应尊重、爱护、供养僧尼，在仪相上尽量维护僧尼住持、表相佛法的核心地位和僧宝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