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记者对话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

华商报讯 （记者 周艳涛）18日上午，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在宝鸡闭幕。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陕西省政协主席马中平致辞。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世佛联副主席传印长老，世佛联秘书长攀洛·泰阿利，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陈强，副省长白阿莹等出席。

王作安说，中国佛教因应社会需要，顺应时代潮流，为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日益成为世界佛教重要的积极力量。他表示，大会举办对中国佛教界与世佛联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具有积极作用，对世佛联未来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马中平说，本届世佛联大会紧紧围绕“佛教与公益慈善”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文化内涵和佛教特色的活动，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为推动陕西佛教发展，发掘佛教文化精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共享世界和平恩泽，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陕西佛教界承接大会的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佛教文化的精髓，秉承佛教慈悲济世的愿景，更加自觉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闭幕式上还宣读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拉姆·亚达夫先生和世界宗教和平组织致大会的贺信。

本次大会通过了第27届世佛联大会《宝鸡宣言》。世佛联向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致送了感谢信，向陕西省组委会和宝鸡市组委会致送了表彰状，向法门寺颁发了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会址牌。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 西安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

玄奘是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

9月17日访问印度期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都提到了玄奘法师。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半年时间两次在重要的国际场合提及玄奘，为外界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在众多的佛教人物中，玄奘法师为何与众不同？世界又怎样看待这位中国唐代高僧？

在第27届世佛联大会在宝鸡召开期间，华商报记者带着相关问题独家专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西安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

没有《大唐西域记》，中亚、南亚的历史就不完整

华商报：习近平主席今年两次提到玄奘法师，您的理解是什么？

增勤：我认为习主席看待玄奘法师不是从宗教方面来看的，而是从他对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这个层面来看的，而且习主席也不是只从我们中国一个角度来说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印度乃至中亚、南亚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现在印度很多历史遗迹的发掘，就是依照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上的记载进行的。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对玄奘法师的尊敬、崇拜以及研究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

华商报：能否举个例子？

增勤：比如欧洲的一些考古学家已经把《大唐西域记》作为他们考古发掘的重要依据。在巴米扬大佛（位于阿富汗巴米扬市境内，是世界上第三高的大佛，距今1500多年）考古时，他们就参照了《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说离巴米扬大佛多少多少米远，有一尊卧佛。考古学家沿着记载去发掘，准确无误。就这一件事，可见玄奘法师对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记载得多么翔实、准确。

华商报：（笑）玄奘法师就好比中亚、南亚的“司马迁”了。

增勤：可以这样说。

华商报：中国历史上知名人物不少，但真正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并不多，玄奘法师是其中少有的一位。

增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名人录》里，中国只有两位入榜，一位是玄奘，一位是孔子。今年，陕西有7处文化遗产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两处就和玄奘有关，一处是大雁塔，一处是兴教寺塔，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足以说明玄奘法师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世界对玄奘法师的认识没有争议

华商报：您第一次知道玄奘法师是什么时候？

增勤：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语文老师讲《西游记》故事，我才知道唐僧这个人物，也了解到他的原型就是玄奘。上中学后，我对玄奘法师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和感受，也才知道“唐僧”带给了玄奘多大的误导。

华商报：您所了解的、真实的玄奘法师是怎样一个人？

增勤：玄奘法师是人类文明伟大的先行者，是不畏艰险克已奉众追求真理的圣人，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作为翻译家，他从印度回到长安，在大慈恩寺先后译出佛典75部、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作为旅行家，他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样的鸿篇巨著，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填补了许多国家由于缺少文字记录而造成的历史空白。作为教育家，玄奘法师设坛授业，严谨教学的大智慧，至今仍是楷模。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玄奘西行求法归去来兮的心路，说到底也是中华民族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慈悲梦。

可以说，不管是从佛教文化发展史，还是从中印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历史看，玄奘法师都是独树一帜的人，更是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不管是在佛教界、还是在学术界，玄奘法师在世界上都是没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位卓越使者，玄奘法师还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家文化推向了中亚和南亚，使其走向了世界。

华商报：这里的道家文化是指《道德经》吗？

增勤：玄奘法师把《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了印度。不同的教派，能够作出这样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充分展示了玄奘法师的包容和宽广、博大的胸怀。

宁可西行一步死 也不倒退一步生

华商报：玄奘法师为什么要去印度求法取经？他最直接的动因是什么？

增勤：当时我们中国佛教的理论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对一些佛教经典的解释也是说法不一，玄奘法师发现了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源头上找答案，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所以就有了西行求法这一伟大之举。

华商报：支撑他实现这一伟大之举的内心驱动力是什么？

增勤：信仰，虔诚的信仰。玄奘法师在过大漠的时候，别人劝他回去，他说我宁可西行一步死，也不倒退一步生。玄奘法师在西行求法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比如他知道印度很热，所以经常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两小时锻炼；另外，他在西行之前就开始钻研梵文。

华商报：到过印度的中国法师有，但是能用梵文和印度高僧辩经的，只此一人。

增勤：当年印度戒日王朝的曲女城辩经大会集合了全印度的知名高僧，玄奘法师作为论主，其大旗挂出后，无人能敌。印度大乘派的佛学家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派的学者尊称他为“解脱天”，这种尊崇在佛教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华商报：所以17年后，玄奘法师回到中国可谓衣锦还乡。

增勤：玄奘法师回国后，唐太宗亲自为其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你看评价多高！那种感慨、那种真诚，今天依然能感觉得到。当时的太子李治也专门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一个序，一个记，皇帝和太子同为一人撰文，这也极为罕见。

尽管受到了社会和皇室极高的尊崇，但玄奘法师并没有衣锦还乡的满足感，而是拒绝了唐太宗请他还俗辅政的要求，开始了繁重的译经和著书工作。

大慈恩寺是我心中的圣地

华商报：大慈恩寺和玄奘法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增勤：大慈恩寺曾是唐长安城最宏伟庄严的皇家寺院，也是中国佛教由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的祖庭，迄今已历1350余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赴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法师是大慈恩寺首任住持，他在此翻译佛经、总持佛经译场，弘法育人11年，并和弟子窥基创立了法相唯识宗。著名的大雁塔就是玄奘法师亲自督造的，用于保存从印度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现在的大慈恩寺只是唐代大慈恩寺的西塔院而已，面积小了很多。据文献记载，唐代的大慈恩寺面积近400亩，有1800多间房。

华商报：在您眼里，大雁塔也许不只是塔，而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天天在玄奘法师的眼皮底下工作，压力大吗？

增勤：这块土地是我心中的圣地，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都是我们发展的动力。现在国家主席对玄奘法师这样推崇，并向世界宣扬，我们作为大雁塔的守护者，更应该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借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更好地弘扬玄奘精神，让我们中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玄奘，让世界通过玄奘了解中国佛教，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非常重要。

华商报：您觉得佛教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增勤：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时间与中国儒学、道学融合互鉴，在唐初以八大宗派的形成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使汉传佛教成为国人自己的宗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一句话简单来说，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

玄奘是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黄金纽带

华商报：您觉得玄奘精神的当代价值有哪些？

增勤：这是多方面的，比如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国家需要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报效国家，让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玄奘法师当年在印度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巨大的诱惑也随之而来，戒日王（古印度戒日王朝的建立者）再三挽留，希望玄奘法师帮他治理国家。玄奘法师说，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这里，是求法求真理的，不是为贪图享受，加之皇恩未报，我还要回国报答国家。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情怀，值得每个中国人学习。

华商报：今年6月，印度副总统安萨里访问中国，首站就是西安。他来大慈恩寺了吗？

增勤：不但来了，而且参观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几十分钟。我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玄奘法师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看了大雁塔，看了三藏院，犹如看到了玄奘法师的灵魂。没有玄奘法师，就没有印度的历史。我觉得他讲得很真实，既没有夸张，也没有遮掩。我能感受到他对玄奘法师的敬仰。

今年习主席两次提到佛教和玄奘法师，这传达出一个重要信号。作为陕西人，我们更应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来弘扬玄奘精神，来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中印两国的人口占世界1/3还多，如果能携起手来，世界一定会很美好，而玄奘法师就是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黄金纽带。 华商报记者秦子

作者：周艳涛